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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朝治下，那些放牛和尚乞丐的后人俨然已经忘了祖宗的故事。

　　他们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，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喜欢闹事的刁民全都变成畜牲，从赋税到徭役，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，他们都能用来收钱，过节有过节钱，干活有常例、打官司有状贴钱、晒盐要给官人缴盐引、开矿要请矿监、卖盐要交五重花、出门有水车脚、货物入库有仓储钱、出远门有口食钱、上香有神佛钱，纳税有火耗。

　　怕了吧？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？那也不行，平白无故也要钱，上街要收上街钱，叫卖要收叫卖钱，占地有占地钱，户籍所在地要是爆发战争了，你还得缴纳区域摊派和练兵饷！

　　交税其实都还好，就怕人在家中坐，佃农身份天上来，藩王离京就藩，按例要划地，地不够怎么办？当然是抢啊！

　　福王就藩的时候，万历皇帝给他赏赐了两万顷田地和大批金银珠宝，朱常洵也不客气，就藩途中就开始横征暴敛，引得沿途百姓怨声载道，抵达洛阳封地后更是变本加厉，两百万亩良田，洛阳附近根本不够，于是全河南来凑，但如果河南全省也凑不齐，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？当然去邻省凑啊！

　　山东湖广都有很多良田嘛，还真应了那句话，人在家中坐，佃农身份天上来，吃着火锅唱着歌，突然就被抢了！

　　他本来可以明抢的，却还要给你发地契。

　　真的，他好温柔，我哭死……

　　服了吧，于是在朱家统治中国一百年后，他们的国家机器就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，此时的明帝国就好像是一匹不堪重负的骆驼，只等最后一根稻草，这根稻草很快就到了。

　　1574年，万历二年，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。

　　岁在甲戌，山西应州、朔州、山阴、马邑、大同等县及安东、中屯、山阴、阴和、高山等卫各以灾报。南直隶高邮州以东两淮所辖大旱，之后连月暴雨，河海汪洋，庐舍倾圮万余区，伤亡百姓数万，家畜无数，仓库盐场漂荡无存，人民流离失所，饥馑无食，淮南江左大雨为灾，海啸河溢，长江崩流。⑦④尒説

　　这是什么情况？半个中国同时爆发巨大自然灾害，同年十月，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大举入侵，浙江方面也再次发生了倭寇入侵的事件，万历二年到来了，这一年刚开始，帝国的首脑们就收到了三个消息。

　　首先是辽东爆发了战争，建州女真大举反叛。其次是倭寇再次进犯，浙江各地连连告急。最后是全国性的灾难，河东全境大旱，淮南江左大部暴雨，几十万人沦为难民。

　　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，但还要防着他们造反，所以赈灾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在明廷中央政府的国务会议上，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，一方认为必须救灾，一方认为不用管，在现在看来，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　　几个省爆发洪灾大旱，居然不去救灾，难道要任由天灾淹死饿死几十万人？
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这个也不例外。客观讲，在这样一件事上，就维护明朝统治而言，主张救的不一定是忠臣，反对救的也未必就是奸臣，其中奥妙何处？要后来才知道。

　　极力主张救的是张居正，但户部三司和六科给事中们却闹翻了天。救？说得轻巧，你以为那是一句话？

　　辽东女真反叛，浙江倭寇进犯，光这两个项目就是一大笔钱，况且这回受灾的还不是一个省，是好几个省，真要去救，得花多少钱？为此内阁和各部院召开了数十场会议。

　　各方又吵又闹又打，打完架之后，中央的意见才勉强同步，救肯定是要救的，对于大明来说，这个也不算难，反正饿死病死了就没麻烦了，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，皇帝要下诏赈灾，户部工部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银两民夫。

　　当然了，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　　赈灾物品拨到各布政使司，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，之后是府、州、县。一层一层下来，到老百姓手里就剩谷壳了。

　　然后地方各级官员上书向皇帝谢恩，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，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，皇帝看到这些报告后，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，于是就在心中给自己记上一笔。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，大家都很满意。

　　但是很可惜，在这一次的救灾行动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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